杜甫凭什么是最伟大诗人而非之一
最近，BBC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让大诗人杜甫成了“国际网红”。
在中国，“诗圣”杜甫可谓家喻户晓。不过在西方，人们对杜甫的了解并不多。BBC的这部纪录片详细地介绍了杜甫的一生，还请来了英国国宝级演员、《指环王》中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麦克莱恩爵士朗诵英文翻译过的杜甫的诗，一时间引起无数人的关注。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部纪录片以“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来称呼杜甫，并且在片中也将杜甫与但丁、莎士比亚置于同等地位，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西方文化对杜甫的一种认知。这与中国以及东方文化对杜甫的印象是基本一致的。提到杜甫，我们大多数人会想到的最恰当的形容就是“伟大”。
为什么人们会普遍认可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伟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在了解完杜甫的一生之后，你可能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
杜甫生平
杜甫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出生在河南府巩县（今河南巩义）。他自幼好学，七岁能作诗。他在《壮游》一诗中写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有才华的人应该去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杜甫亦是如此。他希望能够步入仕途，为君主、为国家服务。然而，他的政治理想并没有顺利实现。尽管他才华横溢，但科举落选，又无人赏识，他最终只被授予了一个小官职。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国家陷入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杜甫也是自身难保，他在北上逃离战乱的过程中被叛军俘虏，押至长安。
这场动乱不仅是唐王朝的转折点，也是杜甫生命的转折点，是他诗歌创作的最大分水岭。在动乱之中，杜甫不但目睹了百姓的困苦，而且也亲身经历了许多的不幸，这成为他的创作源泉。
正如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里说的：”他作为一个小人物，对发生在他身边的大事件感到无助，他无法抑制自己写作的欲望，他必须用写作来说出自己所有想说的……他的诗歌艺术就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突破，超越了一个普通的人。他通过战争和苦难的经历成为了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安禄山，就不会有如今被我们熟知的杜甫了。”
正是在这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后来，他投奔唐肃宗，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然而，他的仕途依旧很不顺利。而国家和百姓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却无能为力。最终，他对政治失望了。他放弃官职，几经辗转，来到成都，建了“杜甫草堂”，做了检校工部员外郎，因而被后人称为“杜工部”。
在成都，他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内心依然感到痛苦，因为他牵挂着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和文明。
在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主持人、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用了一个西方的类比来帮助我们理解杜甫痛苦的根源。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下了一篇关于伤心的文章。他说，一个人可能为了一种理想或文明而感到深深的悲痛，就像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一样。我认为这就是杜甫所经历的——一种文化的哀伤。”
几年之后，他离开了成都，来到了夔州。在这里，杜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他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而他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他曾经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再也不会实现了。
事实上，杜甫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或者说，儒家理想对他影响重大。正如纪录片里说提到的：“孔子的教诲是杜甫一生的指导观念——善、仁、忠。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的观念是乌托邦式的。”
在夔州住了两年之后，他又开始漂泊。他曾来到湖南岳阳，登上岳阳楼，眺望洞庭湖，写下了《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他漂泊无定的状态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岳阳并非他的安定之地，他和他的家人又因战乱而不得不四处漂泊。他在船上写下了他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在诗中，他叙述了自己的病情，回顾了半生颠沛流离之苦，并向亲友托咐了后事，也再次表达了家国之忧。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乾坤一腐儒
如果用杜甫的一句诗来概括他的一生的话，那么“乾坤一腐儒”是最准确的概括。“腐儒”二字虽然道出了杜甫一生的悲辛，他却依然以腐儒的道而自傲：“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依靠武功谋富贵的将士，哪里懂得书生自有不同的“道”呢？
其实，杜甫一生的悲哀来自于他对“吾道何之”的疑问。达与不达，只是个人的出处问题，而“吾道”是否可行，则是精神有无归宿的问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身为儒者的终极理想。
无奈时运不济，以文儒而致君尧舜的理想被现实彻底击碎。杜甫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文儒的悲剧。“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天下虽大，却不但令他无处容身，甚至令他感到生为附赘悬疣。
汉高祖曾说，为天下不用腐儒。一生奉儒的杜甫在这乱世中真正体会到了自己于天下的无用，因此“乾坤一腐儒”的自嘲中包含了无尽的痛楚和无奈。然而，这个时代尽管不需要腐儒，乾坤之间却只有他这个腐儒始终没有放弃经天纬地之心，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孤独吗？
杜甫将这种对精神归宿的探寻和对个人身名的思考而得到的孤独感提升到寻找人生在天地间定位的高度，可以说这种伟大的胸怀和高远的意境在诗歌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这个角度看，杜甫无愧于“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称号。
杜甫的这种伟大情怀对后世影响深远。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这样评价道：“在他的诗歌中，他在构建这个国家的价值观方面，比任何皇帝都做得更多。他用汉语中最伟大的语言，阐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他虽有经天纬地之志，却无扭转乾坤之力。他不懈地探求拯世济民的大道，却无人理解，寂寞终生。然而他关怀苍生黎民的热肠一刻也没有变冷。
他不肯趋走风尘，不善逢迎，坚持用拙存道，心迹双清，所以只能穷困潦倒，自甘老丑。
但他能够在生活中随时发现人间真情，善于用幽默调侃排解苦难。他真诚地袒露自己的苦恼，坦率地嘲弄自己的困境。
在杜甫之前，从未有一个诗人能将自己的性情面目如此鲜活地突显在诗作中，使后代读者与这位“诗圣”如此亲近。他有着圣贤之心，却没有圣人般高高在上的距离感。这也是杜甫得到后人喜爱和尊敬的重要原因。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在《偶题》一诗中，杜甫曾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而他也真正实现了“文章千古事”。
叶嘉莹先生曾指出，唐朝诗人中摩诘之高妙，太白之俊逸，昌黎之奇崛，义山之窈眇，可以说各有千秋，而只有杜甫可以被称作集大成者。他生而禀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
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且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于他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之中，而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而另一方面，他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之外，做到博观兼采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之体式风格方面而言，无论古今长短各种诗歌的体式风格，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
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的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醉时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桃竹杖引》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自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则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
而自诗歌之内容方面而言，则杜甫更是无论妍媸钜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情物态，他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其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与郑虔博士之“樗散鬓成丝”，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李邓公骢马之“顾影骄嘶”，写东郊瘦马之“骨骼硉兀”，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则以上声马韵予人以一片沉悲哀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则以沉雄之气运骈偶之句，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尝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之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越，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
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之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一般诗人中，惟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
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
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其最著名的《北征》一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囊空无帛、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之一片娇痴之。又如其《空囊》一诗，于“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的艰苦中，竟然还能保有其“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诙谐幽默。
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题中，则往往可见有“戏为”、“戏赠”、“戏简”、“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杜甫的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正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此种优越之禀赋，不仅使杜甫在诗歌的体式、内容与风格方面达到了集大成之多方面的融贯汇合之境界，另外在他的修养与人格方面，也凝成了一种集大成之境界，那就是诗人之感情与世人之道德的合一。在我国传统之文学批评中，往往将文艺之价值依附于道德价值之上，而纯诗人的境界反而往往为人所轻视鄙薄。即以唐代之诗人论，如李贺之锐感，而被人目为鬼才，以义山之深情，而被人指为艳体，以为这种作品“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李涪《释怪》)。
而另外一方面，那些以 “经国”、“奖善”相标榜的作品，则又往往虚浮空泛，只流为口头之说教，而却缺乏一份诗人的锐感深情。即以唐代最著名的两位作者韩昌黎与白乐天而言，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谕之诗，他们的作品中所有的道德，也往往仅只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已。
而杜甫诗中所流露的道德感则不然，那不是出于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是出于感情的自然深厚之情。是非善恶之辨乃由于向外之寻求，故其所得者浅：深厚自然之情则由于天性之含蕴，故其所有者深。所以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谕之诗，在千载而下之今日读之，于时移世变之余，就不免会使人感到其中有一些极浅薄无谓的话，而杜甫诗中所表现的忠爱仁厚之情，则仍然是满纸血泪、千古常新，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并未因时间相去之久远而稍为减退，那就因杜甫诗中所表现的忠爱仁厚之情，自读者看来，固然有合于世人之道德，而在作者杜甫而言，则并非如韩、白之为道德而道德，而是出于诗人之感情的自然之流露。
-End-
编辑：黄泓 子水
观点资料来源：
《杜诗艺术与辨体》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